话说《太平年》这部剧，真是让人看了心情复杂。它就像是个两面派，一边被捧上天，一边又被人骂退圈。
有人觉得这是部细糠佳作，甚至能让人边看边学习历史，填补了五代十国题材的空白；可也有人看完第一集就忍不住吐槽：只有我一个人没看懂吗？明明是剧不尊重观众，却反怪观众山猪吃不了细糠。
两边各执一词，谁也不让谁。这架势，倒有点像历史上的那些诸侯争霸了。
其实吧，接下来还有《大唐赋》《大汉赋》等一系列历史剧等着上场，类似的争论估计还得再来几轮。
那么问题来了，历史正剧到底该怎么拍，才能既叫好又叫座？
必须承认，《太平年》的开场还是挺有野心的。五代十国是出了名的乱世，它直接用了最极端的方式来展现这种礼崩乐坏——食人。
这还不够，还上演了“父杀亲子”的情节——儿子因为不肯吃人肉，被亲爹亲手杀死。
这场戏确实阴冷彻骨，演员演得也很到位，和《封神》开场那种“逼子弑父”有异曲同工之妙，都在短时间内建立了一个秩序崩塌的世界。
可是开场之后，《太平年》就有点找不着北了。前几集的主要任务是交代清楚五代十国的基本情况，但剧集让一大堆人物走马灯似的登场，视角在不同阵营间跳来跳去。
光是第一集就出现了二十多个角色，对普通观众来说，这简直是一场记忆力的考验。大家本来就不太了解这段历史，要在短时间内记住这么多陌生面孔和复杂关系，确实有点难为人。
历史剧的开场其实是门技术活，更重要的是门艺术。它应该负责“勾引”观众，而不是“劝退”观众。
那些经典历史剧都深谙此道，尤其是第一集，人物的出场、视角的切换，以及关键事件的选择都很有讲究。
比较常见的是以关键战役作为切入点。《大秦帝国之裂变》开篇就是秦魏大战，弱小的秦国如何绝处逢生，关键人物商鞅在危局中登场。
历史的结果我们都知道，但历史剧的魅力在于展现过程。《雍正王朝》的开场设计得很巧妙，一边是太子与后妃偷情的宫闱秘事，一边是康熙主持朝会商议治国大事，用党争的视角拉开九子夺嫡的序幕。
它们的共同诀窍就是先给你一个有吸引力的“钩子”，然后把复杂的历史背景像剥洋葱一样一层层展现出来。
其实《太平年》也不是没抓重点，不管是后晋还是吴越，它选的都是权力更迭的关键时刻。后晋这边，通过赵匡胤的视角，展现地方势力如何不把皇帝放在眼里。
吴越这边更荒诞：一个将领倒卖皇家财产做叛国生意，一把火烧了内库直接把大王给气死了。
一个奸商一个蠢将领，间接引发了一场权力更迭。
这种历史的偶然性和必然性本来可以很出彩。等你后来看明白了，再回头看第一集，会发现确实交代了很多细节。
但问题是大事件小事件搅和在一起，还没梳理清楚，重要人物和龙套角色就一窝蜂地登场，视角切换也没什么逻辑，观众还没记住这张脸，画面已经跳到别处去了。
历史剧不怕人物多，怕的是人物没特点；不怕线索杂，怕的是线索没主线。这就好比写文章，字句段落之间要有连贯性。
比如《大明王朝1566》的开场简直就是教科书级别。一位钦天监的死，不同人对此事的态度，立刻勾勒出一张关系网，引出整个大明王朝的权力结构。
然后一场御前财政会议，揭开核心问题。
从钦天监之死到国库空虚，再到嘉靖皇帝的幕后操控，一集之内就把权力结构、人物性格、王朝积弊都交代清楚了。观众不用熟读明史，也能很快进入故事。
其实到了第5集，钱弘俶出使汴梁，《太平年》的叙事才慢慢清晰起来，观众也开始跟上了节奏。
这就引出了历史剧的另一个核心问题：如何塑造人物。
历史剧有个常见的误区，就是把人物简化成某种理念的代言人。真正的人物塑造，需要扎根于具体的事件和冲突。
可惜的是，《太平年》在这方面有点简单化了。比如钱弘俶在大殿上指着中原群臣的鼻子骂礼崩乐坏。
场面是挺高光的，也传达了剧作的核心理念，但问题是这种理想主义的王孙形象，观众早就看腻了。
还有“三帝一王”的聚首。
前面台词点出了“群臣争谁做新天子，却不问旧天子为何弃天下”，这恰恰暴露了剧集的一个问题：它讲了礼崩乐坏，但没深入探讨为什么会这样。
比如旧天子石重贵打契丹这么重要的历史事件，剧里就用旁白一笔带过。所以这场三帝一王的对话，更多是在展示理念，缺乏人物的深度。
剧中争议比较大的感情线，很多人觉得削弱了历史叙事的凝重感，周雨彤演的女主角感觉可有可无。
其实能理解，因为这剧本质上还是个大男主成长故事。中原之乱后，契丹建辽，刘知远建后汉，原本期待的是钱弘俶、赵匡胤、郭荣三条线并行，但后来却收窄为吴越主线，重心落在了相对常规的地方贪腐和王位更迭上。
后面虽然也开了宋朝、南唐的支线，但还是缺少多线叙事的协调性。
另一个问题是，《太平年》对重要政治人物的塑造有点老套，还是文人气节、武将善战那一套。也许是想铺垫“乱世武夫当道，宋代抑武重文”的历史暗线，但作为历史剧，有深度的人物还是太少了。
最典型的就是冯道。这位历经五朝、八姓、十一帝的“长乐老”，历史上名声不太好。
这么重要的五代人物，《太平年》把他处理得比较正面，更像是“忠天下而不忠天子”理念的代表。郭威、郭荣、赵匡胤、钱弘俶都是这个理念的追随者。
所以赵匡胤本来是兵变夺位，但剧中做了改编，郭荣亲手把他爹“黄袍加身”的旗子交给了赵匡胤。
钱弘俶最终选择“纳土归宋”也受到这个理念的影响。
相比之下，桑维翰这个人物反而刻画得有点意思，既是主持割地之议的国家罪人，最后却能以自己的性命为筹码，谋害张彦泽以谢天下。
归根结底，《太平年》对很多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评价，都带着强烈的“后见之明”。这种预设导致政治群像往往黑白分明，缺乏五代十国那种在混沌乱世中挣扎的质感。
整部剧的基调最终指向一种“忆苦思甜”式的叙事，描绘乱世之痛，托出对太平的渴望。
但剧名已经叫“太平年”了，还反复用台词点题，反而显得刻意。有些东西是不言自明的，更多的要留给观众去体会。
毕竟，亡百姓苦，兴百姓也苦，太平年也不是非黑即白的。
大家总说历史正剧，这个“正”到底指什么？
“正”是呈现某个历史时期的政治与社会现实，在于营造一种历史感。
《雍正王朝》《康熙王朝》《汉武大帝》《贞观之治》这些经典的历史剧，根基都在于此。
这种历史感的还原，让人既能找到与当下时代的共鸣，也能审视被时代淘汰的那些东西。
就像人们现在还会去参观故宫，因为历史本身就是命运的体现，而命运总是在循环往复中透露出永恒的讯息。
所以《太平年》在还原历史名场面方面还是可圈可点的，比如陈桥兵变、杯酒释兵权。
但历史剧不仅仅是对历史课本的还原，本质上它不是“陈述”，而是“讲述”，所以需要艺术加工，而如何呈现决定了这部剧的高度。
就像李煜出场后引发争议，很多观众觉得剧中把他塑造得太昏聩傲慢，和大众心中那个吟咏“问君能有几多愁”的李煜相差甚远。
其实就是写实与写意之间的差距，写实有写实的历史感，写意也能用有限的历史激发无限的想象。
历史就像万花筒，从政治、军事、经济到文学、野史，每一面都是真实却局部的景象。
所以有些历史剧写战争，把暴力视为国家机器最重要的体现。
《大秦帝国之裂变》
更多剧集则偏向人的道德觉醒，以人的反思对抗体制的弊端，最终达成价值观的胜利，回归正邪分明的秩序。
《雍正王朝》
《太平年》属于后者，它讲吴越王钱弘俶“纳土归宋”这个超越时代的抉择如何产生，甚至对统治术也有反思。
京城涌入大量难民，郭荣在施粥时，为镇压抢夺秩序的暴民当场将其斩立决，之后却为他收尸立香。钱弘俶斥他惺惺作态，但郭荣说世道不好，不代表人顺应世道做的事都是对的。
正所谓“孔子作《春秋》，而乱臣贼子惧”。但历史剧可以承载某种秩序，也可以承载对秩序的审视。
更高级的是《大明王朝1566》。它高级在呈现的不是人物对秩序的看法，而是人物与制度的关系，人物的深度正源于此。
它看似全是严肃的朝堂戏，其实也有很多艺术创作，但其虚构之处往往直指本质，所谓虚也是一种实。
历史剧的深度不在于复现多少史实细节，而在于让观众看清制度如何运作，以及如何决定其中每个人的命运。
而还原历史的架构，显然不是像《太平年》那样，靠罗列官职头衔就能证明的。
《大明王朝1566》里严嵩有句台词，讲大明如何运作：“大明朝只有一个人可以呼风唤雨，那就是皇上；只有一个人可以遮风挡雨，那就是我。”
严嵩被刻画为“大奸似忠，大伪似真”。但整部剧就是让你分不清忠奸，也不必分忠奸。张居正、徐阶虽然大力推行改革，打击严党，但也会为自己的胜利牺牲百姓生计。
看似截然不同，实则他们运作的都是同一套权力体系。剧中真正揭示的，不是个别人的权谋心术，而是制度本身的内在逻辑。
所有人——无论是谋国还是营私，本质上都在“忠君”的框架内挣扎。
“君臣父子、家国同构”的秩序之下，每个人物都必然地、悲剧性地，却又宿命般地进行着他们的演出。这也是《大明王朝1566》曾经遇冷，但现在被封为国剧天花板的原因。
